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現狀：印馬泰越技術類供應商五年增50%+
【編者按：“中國+N”戰略是指西方企業將生產業務從中國轉移到多個國家的一種供應鏈韌性策略，以分散風險和應對突發事件。這一戰略最初被稱為“中國+1”，隨著形勢的發展，逐漸演變為“中國+N”。】
隨著西方科技巨頭逐步調整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全球技術供應鏈正在經歷一場深刻且持續的調整。這一轉變始于中美貿易摩擦，從關稅措施逐步發展到技術出口管制，如今已成為科技企業管理戰略中需要重點應對的新挑戰。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已明顯轉向“中國+N”制造模式，這一變化是由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國成本優勢的減弱，以及新冠疫情暴露的供應鏈脆弱環節所推動。
推動供應鏈多元化的力量
多種因素共同推動了這一轉變。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不斷升級促使貿易被武器化，這徹底改變了跨國公司對風險的評估方式。
美國通過系統性地加強對中國關鍵技術的限制，試圖阻礙中國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在此背景下，美國依據301條款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高額關稅，這一措施已成為其戰略中的關鍵工具。關稅的實施特別針對中國組裝的科技產品和消費品所需的核心零部件。
除了地緣政治壓力之外，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也使其勞動力成本優勢大不如前。過去十年，中國制造業年均工資增長約10%，傳統勞動密集型組裝工作對外資吸引力銳減。
新冠疫情的暴發帶來了明確的運營警示：過度集中的供應鏈存在巨大風險。中國此前嚴格的“清零”政策引發的封鎖、工廠停工及物流混亂，充分暴露了過度依賴單一地區供應鏈的脆弱性。
此次運營沖擊催化了從“準時制”模式向“預防制”模式的范式轉變，促使企業優先考慮強韌性和冗余儲備而非單一效率。
亞洲新興制造業中心興起
“中國+N”戰略引導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專長及生產訂單向特定亞洲國家轉移。印度、越南、泰國與馬來西亞成為主要受益國，各國依托差異化產業定位，充分釋放政府針對性激勵措施效能。
隨著西方科技企業實施這一戰略轉型，基于Everstream Analytics專有數據的最新戰略報告顯示，全球制造業新版圖正漸趨成型。
·印度
印度正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科技供應鏈的重要力量，2019年至2024年間，其技術類供應商數量激增85%。如今，印度已成為蘋果、三星等巨頭的智能手機大規模組裝的核心生產基地。
圖1：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富士康工廠 圖片來源：富士康
印度憑借充沛的勞動力儲備、較低的用工成本，以及快速擴張的國內消費市場，共同推動其電子制造業繁榮。同時，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等激進政策，在吸引大量投資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越南
越南也是科技產業的熱門目的地。2019年至2024年間，越南的技術類供應商數量激增96%，該國現已成為蘋果、戴爾這些公司的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等精密產品的核心制造中心，并是三星多元化戰略的核心。稅收減免及國家投資支持基金(ISF)等前瞻性政策，進一步鞏固了越南的產業優勢地位。
·泰國
泰國在供應商數量增長方面表現最為顯著，其供應商數量在2019年至2024年期間翻了一番。目前，泰國已成為蘋果MacBook和Apple Watch的重要生產基地。此外，惠普在今年3月公開宣布稱，計劃在2025財年結束前(2025年10月底)將90%的產能遷離中國，而泰國將成為其核心承接地。
圖2：曼谷蘋果商店 圖片來源：AdobeStock
泰國依托成熟的電子制造產業生態和投資促進委員會(BOI)強有力的激勵政策，正加速向高端裝配領域戰略轉型。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正在持續鞏固其在半導體制造中的關鍵地位，尤其是在封裝、組裝及測試(ATP)等后端環節表現突出。過去五年間，馬來西亞的供應商基礎增長了50%。
中國臺灣地區“不可替代”
盡管存在產業鏈調整動向，但所謂的“與中國實現全面或快速‘脫鉤’的論調”，實為極度簡化的誤判——歷經三十年發展的中國產業生態體系，其規模體量、縱深布局與運行效率均具不可復制性。
盡管最終組裝環節轉移至新地點，但印刷電路板、專用材料等核心次級零部件仍超七成源自中國。這種持續深度互嵌的產業格局，正構筑起難以割裂的共生體系。
此外，中國絕非被動旁觀者。該國正通過加速國內產業升級主動突圍，全力搶占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高科技領域的主導權。
更關鍵的是，中國企業正引領對東南亞等戰略要地的對外直接投資。這種布局不僅模糊了經濟國籍的邊界，更使構建所謂“脫離中國”供應鏈的企圖得更加復雜。
中國臺灣地區作為全球科技供應鏈的核心樞紐，具備唯一性、不可替代性與高度敏感性。以營收計算，臺灣半導體產量占全球逾六成。尤為關鍵的是，其7納米、5納米及3納米尖端邏輯芯片產能占比超90%，其市場份額幾乎由臺積電(TSMC)一家公司占據。
復制臺積電的技術能力需耗資數千億美元并耗時數年研發。這種產能集中化使中國臺灣地區成為全球科技產業唯一的戰略瓶頸，而該地區脆弱的地緣政治地位進一步加劇了風險。
盡管蘋果與三星自2019年以來將臺灣供應商占比整體削減14%，但其尖端芯片代工仍由臺積電絕對主導，且具備不可替代性。
西方政府越來越不愿意將經濟發展命脈寄托于“硅盾”戰略，這促使了美國《芯片與科學法案》等舉措的出臺，該法案旨在激勵臺積電等企業在美國本土建設先進晶圓廠。
【編者按：硅盾戰略是指利用中國臺灣在半導體產業中的關鍵地位，通過全球對該地半導體的依賴來獲得戰略保護的一種假設。】
高昂的回流成本
這場深遠的戰略重塑，正作為長期結構性趨勢逐步固化，必將導向一個更加碎片化、復雜化且高成本的全球制造網絡。
此外，對于西方經濟體而言，此次重構還將催生“韌性溢價”，導致企業運營成本上升，最終傳導至消費端導致電子產品價格上漲。
歐洲中央銀行的一項研究證實：供應鏈脫鉤正推高物價水平。對亞洲新興制造樞紐而言，資本涌入雖帶來百萬就業與技術轉移的代際機遇，卻也引發基建超載與新依賴風險等挑戰。
盡管中國在出口導向型產業方面在承受短期陣痛，但多元化趨勢加速了其既有的國內自給自足戰略，并鞏固了其在關鍵高科技產業的領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