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關稅謬論：一場自取其辱的失敗
在全球戰略格局日益受到“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影響的背景下，技術實力與國家安全及經濟實力緊密相連，半導體行業已成為中美兩國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的核心戰場。
當前美國政府對這一關鍵行業的政策，以懲罰性關稅和直接干預企業為特征，標志著與美國數十年經濟正統觀念的“深刻理念斷裂”。
這種被批評者稱為“關稅謬論”的政策，正被證明是一場“徒勞的博弈”。它不僅未能振興美國制造業或遏制中國，反而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自我傷害”，疏遠盟友，最危險的是，為中國提供了明確的戰略機會。
基于錯誤認知的戰略
這一戰略的核心是威脅對進口的半導體和計算機芯片征收高達100%的關稅。
特朗普總統已明確表態：“在美國境內進行生產，無需繳納任何關稅。”盡管此舉表面上旨在鼓勵企業進行國內投資，但這種做法本質上誤判了半導體制造所面臨的復雜挑戰。
該戰略的根本缺陷在于，未能改變芯片生產的根本經濟規律。在美國建造和運營先進晶圓廠的成本顯著高于亞洲地區，這一現實已獲行業領軍者公開承認。
臺積電(TSMC)，作為全球領先的芯片制造商，已向投資者明確表示，其在美國運營的更高成本將使公司整體毛利率下降2至3個百分點。關稅雖然會給進口商品增加懲罰性成本，但并不能彌補國內生產在競爭力上的根本差距。
此外，關稅豁免提供的所謂"激勵"實則形同虛設。包括臺積電、三星和英特爾在內的主要芯片制造商，早在新的關稅威脅出臺之前，就已啟動對美國新建生產設施動輒百億級的投資計劃。
該戰略決策主要受到兩大因素驅動：一方面是源自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提供的巨額財政激勵；另一方面則是迫于地緣政治壓力，亟需擺脫對中國臺灣地區這一潛在不穩定供應鏈的依賴以實現多元化布局
該關稅政策實為變相獎勵企業的既定投資行為，未能對擴大投資產生額外激勵作用。更有分析指出，企業或將僅維持滿足政客訴求的最低限度本土投資，其余需求仍持續依賴進口供應。
該政策已形成一個兩級制度，明確偏袒資金雄厚的大型企業，同時壓制小型企業。
即使關稅能刺激更多投資，它們也完全無法解決兩個關鍵缺口：技術差距和人才差距。例如，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新工廠使用的是N4工藝技術，而中國臺灣已推出“領先兩代的N2工藝技術”。
更為嚴峻的是，預計到2030年美國半導體行業將面臨6.7萬名技術工人、計算機科學家及工程師的短缺，這一核心人才供應鏈瓶頸恰是高額關稅政策無力緩解的關鍵領域。
即便如蘋果公司6,000億美元的巨額投資承諾，其投資范圍往往涵蓋服務器制造、數據中心及企業園區建設等廣泛領域，卻對解決本土先進芯片制造赤字這一特定核心戰略瓶頸缺乏直接助益。
反噬效應：對美國進步的稅收
當前關稅機制非但未能強化美國經濟，反而造成“深重且自傷性打擊”。盡管官方宣稱將由外國承擔關稅成本，高盛分析報告卻揭示美國企業承擔了每月數十億美元關稅的賬單中的絕大多數——比例高達64%。
(高盛初步估計顯示，到目前為止，超過一半的關稅成本已由美國企業承擔，但未來幾個月，隨著消費者和外國出口商逐漸承擔更多成本，這一比例可能會下降至8%)
注：美國企業承擔的關稅成本份額為凈額。一些企業可能承擔了更大比例的關稅成本，而其他與進口商品競爭的企業則可能提高了價格。
圖1：截至2025年6月、10月關稅成本分攤情況 制圖：國際電子商情 數據來源：高盛全球投資研究
這些成本必然會推高消費者價格。經濟學家和行業分析師普遍認為，關稅將直接轉化為消費者購買各類商品的額外支出。
據估算，美國普通家庭因此承擔的平均直接成本約為2,400美元，形成了一項廣泛的稅收，且對低收入家庭的傷害尤為嚴重。正如伯恩斯坦研究分析師所言：“關稅增加的成本以及美國本土生產成本的上升，最終將由美國消費者和供應鏈各環節共同承擔。”
該政策對初創企業和中小型企業造成了特別嚴重的打擊，而這些企業正是美國創新的命脈。
硬件初創企業首當其沖遭遇成本驟增，而軟件初創企業同樣受到波及——由于半導體是數據中心建設的最主要成本來源，云計算服務價格隨之攀升。
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估算，對半導體征收25%的關稅可能使數據中心建設成本增加“驚人的15%”。若征收100%的關稅則會使成本直接翻倍。這種人為推高的資本支出(capex)增長，正直接威脅關鍵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建設，使美國企業在與國際對手競爭時陷入“顯著競爭劣勢”。
“半導體關稅將導致美國消費者購買的各類產品成本上升，從汽車、家電到醫療設備等均會受到影響，”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全球創新政策副總裁Stephen Ezell在接受《國際電子商情》姊妹平臺《EE Times》采訪時表示。
除了直接成本外，該政策的“草率”和不可預測性還帶來了“致命的不確定性”。對于一個依賴十年投資周期的行業而言，一個受制于“政治風向變化、政策突然逆轉及臨時性要求”的環境，必將導致行業停滯與失敗。
中國是戰略棋局中的意外受益方
最具深刻諷刺意味的后果在于：美國本想遏制的戰略對手，反而成為其政策的主要受益方。美方以全面出口管制和懲罰性關稅為特征的進攻性敵對姿態，有效終結了中國內部關于科技自主路線的所有爭論。
美國的舉措為中國的科技自主戰略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政治正當性”，使技術自主從政策選項升格為國家安全必需。其直接結果是引發“國家主導的投資熱潮”，包括新設立的475億美元半導體產業國家投資基金。多重分析證實：美方政策已“無意中加速了中國自主創新進程”。
盡管美國政府執著于阻止中國獲得先進芯片(10納米以下)，中國卻正在實施一項“精妙的非對稱戰略”，旨在“主導全球‘成熟支撐芯片’或‘傳統’芯片市場”(28納米及以上)。
這些芯片是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對汽車制造、工業機器人及消費電子等行業不可或缺。正因其關鍵地位，中國正全力攻堅該領域——僅2024年就規劃新建了超18座晶圓廠。
中國政府通過國家補貼大量輸出低價成熟制程芯片，旨在構筑“新型全球依賴體系”，從而繞開美國當前掌控的卡脖子環節。
“‘一球兩制’似乎正迅速成為現實，”臺灣儀器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師林Claire表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將分為兩條路徑：一條是由美國主導的以先進工藝為導向的供應鏈，另一條是由中國主導的以成熟工藝為導向的供應鏈。”
更重要的是，這種單邊關稅政策正在侵蝕美國最核心的戰略資產——由科技發達的民主陣營盟友構建的全球協作網絡。通過對核心貿易伙伴加征關稅或發出威脅，美國已在盟友間制造深度混亂與強烈不滿，更迫使各國加速采取風險對沖策略。
中國正積極填補這一戰略真空，在歐洲展開外交“魅力攻勢”，同時加速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而美國政策卻在“民主陣營與技術強國聯盟內部制造分裂”，客觀上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布局掃清障礙。
認為出口管制能夠完全切斷中國獲取技術的渠道的假設已被證明是天真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壓力催生了“令人矚目的本土創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2023年華為推出的一款搭載中國中芯國際(SMIC)生產的先進7納米芯片的新款智能手機，這充分證明了美國試圖阻礙技術進步的努力“已然失敗”。
重構競爭續航體系
證據表明：當前的關稅與管控策略是一項嚴重的政策失誤。這是一條自我傷害、疏遠盟友的道路，而非通向勝利的計劃。
要在21世紀的技術競爭中占據優勢，美國必須摒棄這種有缺陷的策略，重新調整其戰略體系。這需要從脅迫性短期戰術轉向立足三大支柱的長期戰略——深化戰略投資、鞏固盟友體系、清醒認知全球競爭態勢。
“盡管我們理解近期美國對半導體產品加征關稅背后的戰略考量，但此類粗暴措施可能破壞高性能計算(HPC)和科學人工智能(AI for Science)領域迫切需要的全球合作，”巴塞羅那超級計算中心(BSC)主任Mateo Valero表示，“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工具。若缺乏技巧地使用，將加劇盟友間的緊張關系，并為依賴穩定供應鏈的研究機構帶來不確定性。”
圖2：巴塞羅那超級計算中心(BSC)主任Mateo Valero 圖片來源：BSC
巴塞羅那超算中心(BSC)負責人強調：“保持與其他全球供應商，包括中國及亞洲伙伴的合作門戶開放，方為明智之舉，以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BSC乃至全歐高性能計算與人工智能進程不能因關稅爭端受到拖延或影響。我們將啟動外交與技術雙軌機制，全力保障科研使命的可持續韌性。”
前行的道路要求加大投資力度，而非采取懲罰措施，具體包括擴大對國內研發的支持，并通過對STEM教育和戰略性移民的長期承諾來解決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
這需要通過與歐盟等合作伙伴進行深入且持續的協調，重建并利用現有聯盟，聚焦“友岸外包”戰略，在互信國家間構建韌性供應鏈，而非追求那個既不可能實現又會導致經濟崩潰的“堡壘美國”幻想。
關鍵在于，美國必須在關鍵領域展開競爭，承認中國在某些領域(如成熟節點)可能占據主導地位，并集中力量保持在“技術前沿領域”的多代技術領先優勢。
最后，美國必須采取戰略可預測性，確保美國政策穩定、可預測且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以吸引實現成功所需的大量私人投資。
美國面臨的選擇異常嚴峻。若延續現有政策路徑，將陷入經濟孤立困局、盟友關系削弱，更將助推中國實力增長與戰略底氣。
另一條道路——通過創新、資本市場和全球合作伙伴關系，走一條充滿信心、具有競爭力的持久發展之路——雖然更加艱難，但卻是確保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內保持技術領導地位和經濟繁榮的唯一真正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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